那天莫名的心煩，
正確來說這段時間我常常這樣心煩，
怎樣歸類都來自於我沒有辦法理解受刑人服刑前中後期間的歷程，
亦無法有參照資料可以讓我心安，
理論上是先走個諮對吧，可是個諮者都要求先安撫內心但仍無法解決問題，
換句話說，我也認為這是台灣與華人文化喜歡封閉安全的屬性所致，
然後我就開始突發其想，
有沒有or為何沒有台灣受刑人親屬的團體輔導或諮詢單位，
對，我要的是「輔導」這塊，
於是我上網找資料，google、臉書、碩博士論文網、社會局、衛生局、更生人團體等單位，
恩，通通都沒有(實際的沒有)。
網路資料指標只指向一個「紅心基金會」，
但它偏向如同社會局對受刑人家庭子女就學或是弱勢家庭扶助的表現，
就算打電話一一從婦女協會、家庭中心、衛生中心、更生人協會、再到所謂的紅心基金會，
基乎千篇一律的被問到：沒有唷，恐怕要請妳打電話給張老師唷(阿老娘都受過訓了還不知道是什麼狀況嗎)。
紅心基金會的還在我都講完自己需求後，誤稱呼我兩次「媽媽」，
社工的訓練真的讓人不適，其次，經轉接組長電話後，其受義張的訓練完全可以立刻從電話這邊感受到，
但很遺憾的是經過他的講解，仍然是沒有這樣的參照諮詢或諮商資源，
從那天起我才又真的感受到：
1. 台灣的社福努力了，但諮商輔導環境真的完整了嗎? 沒有
2. 補助放置到扶持弱勢了很好，但沒有多餘的錢再做其他事嗎? 沒有，因為台灣沒錢了
3. 東方文化強調因果，甚至由父債子還的思維，罪責並不能單獨論斷，更不用說法律判決還在說什麼學長的前一審判決不能推翻，要用過去的判歷來當參考，這夠中立嗎? 沒有，台灣人還沒有進步到可以拆開思維，認為犯罪者伏法合理，其家庭親屬罪有應得無需關照
4. 撇開受刑人成為核心不談，其飽受煎熬的親屬為何不出來尋求心輔支援? 一來社會裡的輔導支持系統多數仰賴張老師(就跟慈濟莫名其妙很壯大一樣)，二來認為自己無臉尋求協助，第三擔心社會的不諒解與標籤化，反過來說，只有被冤獄的人才有立場跳出來說話，其他時刻，何見受刑人親屬跳出來說「他們也需要諮詢諮商協助」?
從98年之後資料來看，收容所總人口數約定在十萬上下，流動人數則占一半左右，
粗估台灣約有10萬的家庭因此受到影響，至少有30萬人是面臨到相同的狀況，
但義張一個地區一年服務人數約1.2萬，共11個處所也服務僅多14萬人口，其處理的議題又相對多元，
這樣一看就明顯可以看到資源僅有相當稀少被拿來處理這一塊，
這真的太有趣了，
完全沒有人處理的議題!!
但也太可恨了一點，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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